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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 有一人前来辩经

    选定形象代言人之后,对于《孟子》的注解,袁树着重把【虞舜是致良知之始祖】的概念贯穿始终。

    但凡是涉及到虞舜的篇章内容,都要在注解中留下致良知的概念,以此褒奖虞舜,推崇虞舜。

    而要论证一个道理的正确与否,不仅要有推崇的成功者,也要有个反面教材。

    那么这个反面教材是谁呢?

    现成的。

    梁惠王。

    孟子对虞舜是真爱,对梁惠王就是真恨了。

    他把梁惠王是从头批判到脚,一点情面都不留,所以袁树感觉孟子对梁惠王肯定是有偏见,梁惠王和孟子之间一定有很多的争论和不愉快的经历,使得孟子久久记恨于梁惠王。

    孟子全篇对梁惠王的评价很低,与梁惠王的谈话中,处处着重批判了梁惠王逐利轻义之举。

    而在袁树看来这多少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

    人家国君担心秦国、楚国和齐国的三重压迫,你却只说魏国本身而不提其余三国,搞得和魏国之所以被攻打全都是自己的错一样,这种受害者有错论放在当时实在是不合时宜。

    所以在注解关于梁惠王的篇章时,袁树就不得不进行大规模魔改,将孟子的意思从单纯吹捧仁义魔改为希望梁惠王执行【致良知】的策略。

    孟子说只要实行仁政,百姓安居乐业,那么百姓即使用木棍都能打赢秦国和楚国的强兵。

    袁树对此注解为孟子是在打比方,着重讲述致良知的重要性,把仁政贯彻下去。

    百姓得到了富足,自然会保卫自己的财产,这个时候秦国和楚国派兵来进攻,百姓和国君就站在了统一战线上,百姓自然会奋起抗击秦、楚。

    以此为突破点,将孟子一大通仁义道理的宣扬全部魔改为对致良知的宣扬,对梁惠王的批判也主要集中在梁惠王只是听却并不行动起来这一点上。

    由此,就能得出梁惠王的失败在于他只是知道良知,却不去做。

    不做,等于不知。

    不知,自然什么都办不到。

    最后当然会失败。

    袁树把梁惠王和虞舜做了对比,用致良知的虞舜降维吊打不致良知的梁惠王,在顺应孟子批判梁惠王、褒奖虞舜的基调之上,硬生生把“致良知”的概念掺了进去。

    由此实现了自己的魔改,成就了知行合一对知而不行的全面胜利。

    这是一方面的。

    另一方面,对于孟子的一些民本思想、仁政思想,袁树也不会刻意曲解。

    好东西那就留下来,原原本本老老实实的注解,讲究盛世仁政之道,告诫君主不能肆意妄为,否则必将遭遇灾祸。

    比如【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一段,袁树就进行了本源的注解——

    【孟子言诸侯三宝乃国土、国民和政务,非金银珠玉,若以金银珠玉为宝,必反噬其身,诸侯如此,天子亦然,天子若以金银珠玉为宝,不施仁政,必遭灾祸。】

    这一类单纯讲究君主应该简朴度日、勤政爱民的绝对政治正确的篇章,袁树就顺应本意进行注解,最多加上一些自己的看法。

    而对于这一次的注解行动,袁树更加注重另一件事。

    就是使用标点符号对全文进行标识。

    逗号句号惊叹号在什么地方使用,他都进行了标识。

    在注解之中,他首先进行了标点符号的解释,表示他觉得古人文章因为句读断句难度太大而多有争议,所以他想要让这些争议停止,遂创立各种标点符号用于断句,取代句读,让士子读书更加简单。

    《孟子》全文三万多字,字数不算多,从“致良知”的政治角度出发进行注解,所需要的时间也不是很多,加上袁树有句读的功底和标点符号的认知,注解起来难度不大。

    不过当他把自己已经注解过的一部分文章拿给马融看的时候,却得到了马融的告诫。

    马融认为袁树注解《孟子》不是大事,但是他使用的标点符号之类的操作却有可能引起有心之人的注意,从而给袁树带去一定的威胁。

    “十四家法各门各派,都有自己的门派见解,我观此符号可广泛运用于书本,如若这般,恐怕有心之人会对你有所攻讦,你要小心啊。”

    对于马融的告诫,袁树表示自己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他确实不怕。

    因为雒阳出事了。

    延熹九年夏六月,后世史称的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了。

    第一次党锢之祸的起因是汉桓帝因为春季饥荒事件受到了冲击,整个饥荒死人太多,民怨沸腾,为了对民间有个象征性交代,便准备大赦天下。

    皇帝准备大赦天下,身边的亲随宦官们肯定是最早知道的。

    知道之后,就有一些宦官心思不正,私下里指示自己的族人、白手套抓紧时间做点坏事,杀人越货积累财富,等大赦令颁布,就能无伤过关,获取好处。

    这也是一种发财的方式,主打的就是一个信息差。

    这波事件中,有一个宦官的党羽叫做张成,他从宦官处得到消息之后,就让自己的儿子蓄意杀死了跟自己有仇的人,然后底气十足的放任儿子入狱,等待大赦,再迎接回自己的好儿子。

    结果这件事情被河南尹李膺知道了。

    李膺是朝堂老臣了,素来和宦官势力不睦,此前就和宦官多次斗法,双方打得有来有回,这件事情发生后,李膺很快得知了张成父子背后的靠山和这件事情的始末,大为恼火。

    可就在他准备动手之前,桓帝的大赦天下令颁布了。

    眼看着张成父子就要逍遥法外,李膺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顶着大赦令坚决处死了张成的儿子。

    与此同时,在地方郡县做出这般事情的士人官员也数量不少。

    之前地方郡县多有宦官子弟、白手套违法乱纪,或者杀人越货,或者夺人产业,都做得很嚣张,结果大赦令一下,全都无罪释放了。

    这能忍?

    这些士人官员也就和李膺一样,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顶着大赦令,把和宦官关系近的一些犯法者处死了很多,还没收了他们的家产,来了一次激情对攻,把不少宦官的家底子都给打没了。

    不少宫廷宦官的本家,或者是在外地购置的土地、积累的财富被一波流全部带走,半辈子的积蓄就这么没了。

    那可是未来的养老钱啊!

    宦官们能忍?

    他们立刻向桓帝报告这件事情,向桓帝哭诉,又让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算是对士人彻底宣战。

    桓帝也不是傻子,从这件事情里他也看出了宦官们的不良心思,但是他更加注重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士人官员的集体抗命。

    他颁布圣旨,要天下遵守执行,这是正当程序。

    而那些士人官员违背大赦令执意杀人,那是光明正大的违抗圣旨、违背政治规则,公开打桓帝的脸。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宦官和士人之间的矛盾,而是皇帝和臣子之间的矛盾,但凡是个有点火气的皇帝,都受不了自己的权力被挑战。

    今天违背大赦令,明天是不是就要造反推翻朕这个皇帝?

    桓帝为此大怒,采纳了宦官们的建议,着手对士人进行全面打击。

    宦官纵使有千般错误,但是有一点特别重要——他们听话!

    第一次党锢之祸就此爆发。

    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很多地方郡国职官也被通缉,大量士人官员被捉拿归案要严惩。

    这些人被统一称作党人。

    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之后,大量中央、地方官员受到打击,朝内朝外一片混乱,宦官和士人之间的对攻打得不亦乐乎,整个雒阳乱成了晋西北,天下人的眼睛都盯着雒阳。

    这种情况下,还有谁会在意一个小小的袁树和他那小小的一心会?

    钻了这个空子,袁树就有时间整顿一心会、完善一心会的规则、审理一心会的会员资格,并且注解《孟子》。

    而就在这段时间,随着袁树名望的增强,随着一心会组织逐渐扩大,随着助农行动的进一步开展,袁树的风头也是越来越大,不可避免的招致一些心胸狭隘的人的嫉妒。

    这些人便打着学术讨论、交流的旗号,要来和袁树进行学术交流。

    说白了,就是要辩经,然后踩着袁树往上爬。

    而且因为袁树神童的身份坐实,人们也普遍不在意他的年龄了,也不管颜面了,一些三四十岁小有名气的学者也开始上战场和袁树辩经了。

    他们一个接一个来拜访,一个接一个不怀好意想要踩着袁树往上爬,但是都没有什么好结果。

    他们普遍还是轻敌,还是不由自主的认为袁树是个小孩子,所以威胁没那么大,所以一旦被袁树犀利反击,很容易心态失衡,然后失败。

    这帮人大多数都没有给袁树带来什么真正的威胁,只有一次辩论给袁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不仅是因为与他辩论的那个人有点意思,还因为辩论的内容很是敏感。

    那个辩论对象,叫做贾诩,表字文和,凉州武威郡人,二十岁,才被举为孝廉不久,正要去雒阳担任郎官。

    他途径右扶风,听说了神童袁树的事迹,很感兴趣,于是来到茂陵县听袁树讲学。

    听了几日、旁观了袁树和其他人的几次辩论之后,他便主动登门拜访袁树,表示想要和袁树辩论一下看看。

    袁树看着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未来毒士贾诩,很感兴趣,于是应下了他的挑战。

    结果未曾想这家伙一上来就拿谶纬这种敏感的话题和袁树辩论。

    而且他还是站在左氏春秋的立场上,引贾逵的言论,表示贾逵引谶纬之说解经,抓住了左氏春秋里的优势,确立尧为火德,刘氏为尧后,自然也是承继火德,由此得到了皇帝的欣赏。

    “久闻袁君不读谶,不喜谶纬,然若无谶纬,尧不为火德,汉不得为赤,高祖不得为赤帝子,汉因何而立?不知袁君有何看法?”

    年轻的贾诩眯着眼睛,细长的眼眸里透露出点点精光,有精明,有算计,还有一丝狠辣与果决。

    当时在一旁围观的卢植、赵俊、魏甲等人都暗道不好,觉得贾诩这家伙很不地道,这一论题实在是切中了要害,不管袁树怎么说,都讨不到好。

    袁树当时也觉得这场辩论很是棘手。

    主要这种事情涉及到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关乎到汉帝国立国统治合法性的问题,稍有不慎,就是一顶政治不正确的大帽子扣上来,若是有心之人硬要作祟,还是够袁树喝一壶的。

    当初刘邦起兵反秦,自号赤帝子,斩黑帝子——一条白蛇,以此为起兵象征,聚拢人心,所以汉帝国刚刚立国的时候,确立汉帝国为火德,汉帝国的官员们所穿的官服都是红色为主。

    但是后面朝中相关的官员依照当时盛行的五行相克之说论证,秦为水德,土克水,汉代秦而立,应该是土德才对。

    而且汉如果是火德,那刘邦就不该是赤帝子,而是赤帝本尊,既然是赤帝子,那就是赤帝所生的东西。

    火生土——所以汉帝国应该是土德。

    于是汉帝国的官员们又更换官服,从红彤彤一片变成了黄澄澄一片。

    到了西汉末年,推出古文经学的刘向、刘歆父子闪亮登场,两父子从根本上推翻了五行相克说,改用更加温和的五行相生之说,得到了汉帝国的官方承认。

    打打杀杀多不好?

    还是互相谦让来得实在!

    从此,五行相生说正式确立。

    历朝历代之所以有更替,是因为王朝的天命到了时候,所以就要传承给下一个王朝继续天命,所以王朝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征讨、杀戮,而是正常的天命承继。

    两父子重新推导了历朝历代的德行,从上古三皇五帝推导到了汉帝国,最终确立了汉帝国还是火德。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其中,他们直接把秦朝给忽略掉了。

    为了政治正确,连秦朝是一个统一朝代都给否认掉了,不承认秦朝的天命。

    但是这一说法其实还是有些问题,强行省略掉秦朝,怎么看怎么有些牵强附会。

    所以到了汉章帝的时候,学者贾逵为了推动古文经学取代今文经学,引谶纬之说帮助左氏春秋解经,拿出左氏春秋里的记载,论证刘氏是尧的后人,承继尧的火德,进一步稳固了汉帝国是火德的说法。

    这一说法得到了汉章帝的称赞,于是古文经学的地位由此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公羊春秋成就了今文经学,左氏春秋成就了古文经学。

    也因此,古文经学本身就和谶纬之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你要谈论古文经学,谈论左氏春秋,基本上无法回避谶纬之说。

    至少在东汉一朝回避不了。

    而袁树几度公开表示他不读谶,虽然这和他出身阀阅高门的身份有点联系,但是问题在于你是在古文经学关西大本营学习古文经学,你居然不读谶,甚至还要否认谶纬在政治、学术中的地位。

    你这是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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