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7年8月31日）
波历已经对日期作了微调，把30改成了31，因为，在他们交换场地的时候，也就是说从实验室转移到查尔斯的小办公室里去的时候，他看过手表，时间刚过了12点，也就是过了零点，到了下一天了。
查尔斯的小办公室里的小冰箱里满满的，都是一个牌子的威士忌，小小的冷冻层里全是一格格冻好的小冰块。波历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查尔斯会从早到晚保持着一身的酒气满面的红黑光泽了。有一段时间他还以为是教授的基因里有酒的元素。
三杯下肚后，查尔斯说“舒昂”。波历说你说什么？查尔斯说：舒昂啊。不是你们汉语里的词吗？有人跟我解释过，就是舒服和**的意思。他说是汉语词，波历才明白他说的是“爽”。国人就这么玩老外的。波历笑得差点没岔过气去。
波历说：是哪位华人告诉你的？能介绍给我认识一下吗？
查尔斯说：已经离开这里了，很久以前。说是淘汰了。
波历立刻就笑不出来了。
波历说：那个球形会议室你经常去吗？
查尔斯说：不经常。经常就不好了。我当所长十年时间里，一共就去过三次。第二次去的时候，在一个小型招待会上，一个将军大概有点喝多了，他说，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上了将军了，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当然那时候虽然也是将军，但是不是这个级别的将军。他刚当上将军的时候就到这个会议室来过。之后就发生了泥地总统被刺身亡的事件。
波历说：泥地总统被刺，是在那个会议室里议定的？
查尔斯说：我当时也问过他。他虽然喝多了，但是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后来，从那里回来的路上，我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他明确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的归途说不定就变成了不归之路。
波历说：我听下来，那个会议室是军方的。这意味着，军方并非总是跟政府同心同德的。
查尔斯说：年轻人，太聪明不好的。不过，你确实说到了一个焦点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包括我之前经历的一切，背景其实真的非常复杂。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制造的问题，并不一定就是这个或者这几个国家政府的意思，而是有着更深层的元素的。政府是会换 届的，军方就有着根深蒂固的结构了。
波历说：其实就是有些人说的鹰派和鸽派的事情。
查尔斯说：我刚说了，不要太聪明。再说了，这些事情距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即使知道了，也管不了。
波历说：对，我们管好我们的研究就行了。
查尔斯说：其实那种保密钢球好多地方都有，我们木堡研究所里也有，此外我还进去过好几个。
波历说：比如？
查尔斯说：比如，在我还不是所长的时候，应该说，在我刚正式成为木堡的年轻研究人员的时候，我就接连进入过另外两个钢球。我还听说过，有一次，一个钢球出了问题，等到钢球外面的人发现里面开会时间太长、想要进去看看的时候，钢球的门打不开了，显然是电断了。在没有里面的信号的情况下，从外面强行把门弄开，有复杂的程序，需要一级一级地审批。等到外面的人终于打开了或者说砸开了那个钢球，里面的人已经全部死掉了。电断了，通风系统当然也就断了。谁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是怎么会发生的。到头来据说也没有找到原因。只是有几个相关的人消失了。
说到那另外两个钢球，就说到你和你那个抢话筒的朋友最关心的问题了。
那次，当时的所长亲自找我谈话，但他的谈话内容非常简单。就那么几句话。可是就那么几句话也是到我们的钢球里去说的，而且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名海军将军。这名将军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就说让我到加拿大的金堡研究所去，他们已经联系好了。
那时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金堡研究所。其实我们这六个研究所都有另外的名字。
我在加拿大的金堡研究所认识了策林，就是在台上说中国是超二流感之源做那个报告的教授。
策林当时也是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
跟他和我一起进入那里的钢球的还有金堡研究所当时的所长，还有一名加拿大和一名美国的军官。
那个所长说的话也很简单，就是要我们到英国的风堡研究所去，说是任务是什么，到了那里就明白了。
在英国风堡研究所的钢球里，跟我和策兰谈话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风堡研究所所长，另一个人是美国军官。其实这是出现在金堡研究所里的同一个军官。
风堡所长递交给我们两个人每人一个小瓶子，是一层层密封的。他终于说了明话。他说，这是当年西班牙流感第二代变异病毒。我们当时都非常震惊。西班牙流感你是知道的，是上个世纪最大的瘟疫，死亡人数过亿。后来出现了超二流感，认为是西班牙流感的继承者，人们就把西班牙流感称为超级一代流感，简称超一流感。
我那时还不知道，世界上还保留着西班牙流感的活体毒株，而且是第二代的。我们都知道，西班牙流感刚开始时其实并不是发生在西班牙，只是在西班牙引起了注意。第一代的时候，得病率和死亡率都不高。到了第二年，第二代变异毒株才真正引发了大瘟疫。
那个军官终于说话了。他取出那个瓶子，告诉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瓶盖向右拧是打开，向左拧是爆炸。如果我们回去的路上发生意外，在最后时刻就要向左拧。爆炸的结果是人物双双毁灭。
他说“双双毁灭”时就象说杀一只鸡加上一只鸭那样从容，让我们双双地目瞪口呆。
在我们得知我们回去是乘坐专机时，就更无法理解了。
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专机先到加拿大，策林在那里下了飞机。我继续飞，回到了马有兰。
在马有兰机场，站着几十名海军士兵。我一下飞机就上了一辆车，在好几辆军车的护卫下或者说押解下回到了研究所。
拧瓶盖之前，我看着那个瓶子，想了半天，我记得他说的是向右拧是打开，向左拧是爆炸，但这是违反常理的。如果是我记错了呢？如果那个军官说的是反话呢？或者说是一道智力测验题脑筋急转弯呢？我到底是向左拧还是向右拧才对呢？我出了一身冷汗。然后征得所长的同意，给策林打了个电话。我问他有没有打开瓶盖。他说还没有，他也想先问问我。但他证实说，那个军官说的是左转者死右转者生。
后来，所长让我一个人走进我们的钢球里，让我一个人打开。我还记得他狰狞的笑容，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是那种样子的笑容，还有他恶毒的话，也许他自己以为自己很幽默。他说的是：没关系的，顶多牺牲一个钢球。
结果是我的衣服湿透了，瓶盖也打开了。方向是对的，确实是应该向右拧。
然后，善良的我给策林又打了个电话。他说他也想给我打电话，因为他已经拧开了瓶盖。
我后来想起传说里的潘多拉盒子，打开盒盖后，所有的灾难、瘟疫都会跑出来。
如果这个盒子里跑出来的是一颗迎风就炸的炸弹，一切倒也简单了。
这个瓶子里冒出来的是病毒。
当然，是非常可怕的病毒。是连我们搞病毒研究的人都谈之变色的那种。